史与论的问题，一直是我国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。改革开放以后的20多年来，冲破禁区，砸
烂藩篱，史学家独立思考，敢想敢说，史学界呈现出建国以后从来没有过的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
大好局面。对这一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，我们都应当爱护并珍惜之。当前我感到有一个重大的理论
问题，即史与论的问题应该重新深入地展开讨论。只有这一问题讨论清楚了，才能使史学家进一步
地解放思想，并从新的视角去观察旧的史料，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客观的结论。
一 历史的回顾
解放初期。此时的史学界存在着一种“重史轻论”的倾向。史，即历史资料，简称史料；论，
即马克思主义理论。当时不少史学家沉醉于浩瀚史料的开掘与爬梳之中，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
习和研究却不感兴趣。针对这一情况，史学界对唯史料论和烦琐考据进行了有益的批判。这一批判，
有力地推动了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，从而也极大地推进了史学的研究。这一时期的史学
研究百花齐放，硕果累累。
大跃进时期。这一时期，“以论带史”的口号甚嚣尘上。所谓“以论带史”，其实就是“以论
代史”。因为从实践看，当时所发表的论著，就是用历史事实材料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证、作注。
关于“以论带史”，李时岳先生认为：“历史研究的全部任务就在于给‘史’贴上‘论’的标签，
或者宰割和剪裁历史事实材料，使之适合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。任何问题都可以用现成公式来
处理，再也不需要花什么气力对‘史’作进一步的研究。‘论’既是出发点，又是终结。这样‘带
动’的结果，自然只能是‘代替’。‘以论带史’在实践中表现为‘以论代史’是势所必然的。”
[李时岳：《回顾解放以来在史与论关系问题上的斗争》]这个分析是十分中肯的。这一漂亮的口号
给史学界造成了沉重的灾难。
60年代初期。作为“以论带史”[ “以论代史”] 口号的反动，在此时提出了“论从史出”的
口号。这一口号所强调的是，研究历史问题，必须从历史事实材料出发。“论”不是研究的起点，
而只能是研究的结果。从这点看，这一口号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。但它也有其不足。李时岳先生指
出：“作为指导性的口号，‘论从史出’有其潜在的弱点，这个口号鲜明地表述了在史与论关系问
题上的唯物主义立场，但没有反映在研究过程中史与论的辨证关系。”“由‘论从史出’所派生的
‘先史后论’的口号，便把原来潜在的弱点暴露出来、突出出来了。如果说，一切结论都产生在研
究的后头，这是对的；但如果说，在研究的时候不需要理论的指导 ，这就错了。”[ 同上] 实践
证明，研究历史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，或一事无成，或误入歧途。
文革时期。戚本禹之流大搞影射史学。他们把历史当作可以任意宰割和剪裁的东西，为其篡党
夺权制造舆论。“影射史学把‘以论带史’的肿瘤发展成为致命的癌症，葬送了历史科学。”[ 同
上]
改革开放时期。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中国史学界迎来了真正的春天。史学园地姹紫嫣
红，百花争艳。史学界的繁荣景象是与其遵循的口号紧密相关的。这一时期史学界遵循的口号是
“史论结合”。对这一口号，史学家似无疑义。何谓“史论结合”？李时岳先生作出了经典阐释：
“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研究历史事实，从历史事实中引出结论，检验、充实、修正和发展理论认识，
新的理论认识又指导对新的历史事实进行研究，再从新的历史事实中引出新的结论，如此循环往复
以至无穷，历史认识从而不断深化，这就是史与论的全部关系。”[ 同上] 这一阐释是准确的、全
面的和辨证的，因而也得到了史学界的认同。那么，我们在实行这一口号时，是否全无问题了呢？
也不是。依我不成熟的看法，问题仍然存在，有的还很严重，个别的似乎已成痼疾。
二 存在的问题
我所说的问题，不是口号本身的问题。口号本身无问题。而是在实施口号的过程中存在问题。
我以太平天国史研究为例加以说明。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，如何看待、选择、运用史料就存在问
题。这里我首先要申明，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研究太平天国，这是毫无疑义的。对此，我是
完全赞同，也是身体力行的。同时，对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，这也是毫无疑义
的。问题在于，作为历史学家的我们，应该对于新鲜、丰富、复杂、多变的太平天国的历史资料给
予历史的辨证的解释。这个解释应该是令人信服的。可是，我们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，在运用史
料上却往往采取了各取所需、为我所用的作法。
大体有以下 3 种情况。
[ 一] 视而不见法。这是最常见也是最省力的方法。我们的理由很简单，因为太平天国起义是
农民起义，而农民起义是应该予以肯定的，故太平天国就应该予以肯定。既然应该肯定，那么历史
资料中所有不利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记载就都应一律舍弃。舍弃的理由很简单。由于所有的记载
都是知识分子作的，而那时的知识分子当然只能是属于地主阶级的，不利于太平天国的记载当然是
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诬蔑，舍弃它们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
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的“序言”说：“太平天国革命的当时或稍后，记载太平天国革命事迹的书
籍很多，我们收录了55种。在这55种里边，也可以说在我们所见到的这一类资料里边，不诬蔑太平
天国者只有《镜山野史》一种……其他各种书籍都出于反动地主阶级之手，对于太平天国革命尽力
诬蔑。”“这50 多种出于地主阶级之手的资料，我们一字不改，都保存着原型。这些记载是歪曲
史实的。”[ 《太平天国》丛刊 一] 关于视而不见法，我只举一例加以说明。太平军在军纪松弛
或极端困难时，也有过抢劫行为。他们自称为“打先锋”。《贼情汇纂》说：“贼讳虏劫之名，曰
‘打先锋’。”“打先锋”在以上55种书籍中很多都有记载。如《遭乱纪略》说：“时匪已据丹阳，
常雇附近农夫，向山北虏掠，夜半至名为‘出黑队’，清晨至名为‘打先锋’。吾村向来贸易者多，
力田者少。耕田凿井，全仗丹阳农夫作雇工。故村之虚实，工所素知。工指身村为殷实，故往来搜
索甚于邻村。或一月一次，或一月数次。不问衣粮什物家伙，匪取十之三，夫取十之七。十室九空，
囊括殆尽，得利则满载而归，失利则焚烧屋宇。故[ 咸丰] 十一年往来百有余次，焚毁千有余间。
村中光景，破碎不堪。”这是一位知识分子记载的他所在的村庄所遭受的掳掠的情况。打先锋的记
载不是个别的。即使上举“不诬蔑太平天国”的《镜山野史》亦称：“又看粤王[ 指洪秀全] 声势，
动辄掳掠为主，毫无王者之举动，全非霸者之经营。不过争地杀人盈野，争城杀人盈城。呈一时之
强悍，乱我清代之疆场。”可见，此君也是不满太平天国的。掳掠是太平天国后勤补给手段之一。
这是不争的事实。我们不应该采取视而不见的不承认主义，而一律把它们视为反动地主阶级的造谣
诬蔑。我们应该正视这一历史事实，并给予历史唯物论的阐释。然而，在现行的太平天国的有关著
作中，我们还没有发现关于“打先锋”的论述。一般的都是避而不谈。我认为，这是关于史与论的
关系的一个误区。
[ 二] 无限拔高法。对于拜上帝教的评价就有这方面的问题。拜上帝教是洪秀全独创的宗教。
这个宗教在起义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其作用是别的任何东西都不可替代的。不可否认，它
有革命性的一面，而且是主导的一面。但是，同样不可否认的，它也有落后性的一面，且是不应忽
视的一面。但在前一时期，我们对其革命性的一面，评价过高，有拔高之嫌。而对其落后性的一面，
则语焉不详。我们的潜意识里，仍然是害怕有人认为我们对农民起义不恭。其实，农民起义就是农
民起义，它不是无产阶级革命。它必然刻印着那个时代固有的烙印，否则就是怪事了。我们不能把
农民起义类比为无产阶级革命。我这样说，有人会反唇相讥：“谁这样类比了？”我可以正面回答：
“我就是其中之一，你也在劫难逃。”因为我们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。我现在认为拜上帝教其实
就是一个非正统的宗教，而不是正教。它只承认独一真神皇上帝，而斥其他偶像为邪神。《十款天
条》称：“第一条，崇拜皇上帝；第二条，不好拜邪神。”既如此，便对其他一切宗教，如儒、释、
道等，都采取一律打倒的方针。这样就造成了在中国的长江南北，甚至黄河以北，对儒、释、道的
文物古迹及古代典籍的灾难性的巨大破坏。这个破坏的程度，比文化大革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可以
毫不夸张地说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，对文物古迹和古代典籍破坏最严重的，一个是太平天国革命，
一个是文化大革命。而太平天国革命的破坏，请注意，则是由于崇信拜上帝教造成的。道观、佛寺、
学堂、书楼、戏台等，集古代宗教、建筑、雕塑、神话、民俗、绘画、典藏于一体，是老祖宗为我
们留下的无价之宝。而太平军所到之处，悉行焚毁。这种恶行，在当时便遭到了人们的普遍反对。
此其一。正由于强迫人们崇信这个莫名其妙的宗教，同时还要发放天条书“人各一本”，“朝夕诵
读”，“如入教期逾21日，犹不能熟记者，斩首”。此外，还要作礼拜，听讲道理。此其二。这一
切的一切，都完全违背了中华民族的固有的文化传统，也必然遭致人们的厌弃。拜上帝教的所作所
为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，人民群众也必然要唾弃它。总之，我认为，是拜上帝教这个宗教葬送了
太平天国革命。可以这样说，兴也拜上帝教，亡也拜上帝教。无限拔高，也是史与论关系的一个误
区。
[ 三] 曲意美化法。历史事实本来不是那么回事，但是为了符合某种理念的需要，便有意无意
地对史实加以曲解，如果关涉农民起义，则往往是给予美化。如罗尔纲先生撰《太平天国的妇女》
一文，内有“妇女参加劳动”一节称：“妇女的足解放了，她们就去参加各种劳动。她们的劳动是
有组织的有领导的集体劳动。”“中国封建社会要把妇女们关在家中，太平天国却把她们解放出来，
解放缠足，参加社会劳动。”在这里，罗尔纲先生认为，当时妇女参加的“负煤、荷砖、运土、开
沟、浚濠、送竹签子、割麦子、割稻等工作”，都是对妇女的一种“解放”。其实历来劳动有两种，
一种是自觉劳动，一种是被迫劳动。被人看管着的无人身自由且无任何报酬的劳动，实质是奴隶劳
动。而太平天国妇女所从事的劳动，正是这种奴隶劳动。罗老引用了《贼情汇纂》上的一段话：
“其善女红者分入锈锦营，置指挥以下官领之。馀悉令解足，任荷砖、开沟、浚濠、运土诸役，俱
立官以督工。”这段话后面还有话，只是引者没有往下引。这就造成了对原文的阉割，从而，也达
到了引者引用此文的目的。下面的原文是：“俱立官以督工。不中程者，鞭挞随之。其显秩悉授广
西妇女，次则湖南湖北，期间需索刑迫，千态万状。自癸丑五月后，每人给米四两，惟许食粥，违
者立斩。其总制、军帅诸伪官复从而减克之，妇女不堪其苦，前后死者无数。”每人每天给米四两，
当官的还要克扣，只喝粥也不够，还得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，完不成任务，就要遭受鞭挞，甚至
“立斩”。这那里是什么解放，这分明是一种奴役。这些妇女所遭受的是猪狗不如的非人的奴隶待
遇。这就是当时的历史事实。可是，我们的历史学者竟然不顾历史真相，而只从某种绝对的理念出
发，对历史资料随意取舍，并由此得出了先入为主的结论。罗老可能认为此书的作者张德坚是反动
的地主阶级分子，上述说法是地主阶级分子的诬蔑。但是，《贼情汇纂》一书，乃研究太平天国史
的最重要的第一手参考资料之一。除个别之处外，其所述多为信史。此其一。其二，在有关太平天
国的记述中，妇女被迫劳动的笔墨亦有多处，并不是孤证。我认为，其记载是可信的。罗老是太平
天国史研究的权威，著述等身。也许太热爱太平天国了，因此在某些点上就评价过高了。在那个年
代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我在此提出曲意美化的问题，不是要否定太平天国。太平天国是谁也否定不
了的。我的目的在于，我们历史学者应该对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给予辨证唯物论的解释，不能断章
取义，随意为之。其实，在对待妇女的问题上，太平天国的失误大于成功。建立姊妹馆这个大胆尝
试，打破社会赖以生存的细胞——家庭，强迫人们集中起来，过一种类似于集中营式的生活。妇女
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奴隶的。这一举动，大大地脱离了人民。太平天国的失败亦与此密切相关
。
三，解决的方法
别无他法，还是要坚持“史论结合”
。
[ 一] 加强理论学习。就是要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，很好地运用辩证唯物论。我们要掌
握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，即马克思主义的精髓，而不是某些现成的条条框框。我们
研究历史的目的，不是为了给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现成的条条框框作注、作解，不是的。而是为了对
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给予历史的唯物的辩证的阐释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。这一点至关重要。马克思
主义是鲜活的理论，而不是僵死的教条。研究历史，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走进死胡同。只有
真正地而不是教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，才能走出研究的误区。
[ 二] 要有理论勇气。有时对某些历史事实，不是没有看到，而是缺乏理论勇气。现在有了非
常好的学术研究的社会氛围。我们必须打破自己头脑里多年形成的尚没有意识到的禁区，鼓起理论
勇气，调动理论思维，更加深入地投入到历史研究中去。
[ 三] 尊重历史事实。正视历史事实，尊重历史事实，深思历史事实，而不是轻视历史事实，
阉割历史事实，曲解历史事实。我们过去也是这样说的，但在某些方面却不是这样作的。有的时候，
某些先验的理念作为某种定式深入骨髓，我们不敢越雷池一步。就拿太平天国来说，我们有意无意、
自觉不自觉地把太平军想象成了人民解放军，甚至有时下意识地把太平天国比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。
因此，太平军就被美化成了如人民解放军般的秋毫无犯的军纪严明的军队，太平天国就被描绘成了
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似的人间天堂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其实，翻开史册，太平天国的不尽如人意的历史
现象触目皆是。我们既不应该视而不见，也不应该无限拔高，更不应该曲意美化。而应该实事求是，
还历史以本来面目。
[ 四] 运用考证方法。对于某些历史资料既不能轻易相信，也不能轻率否定，而应慎重对待。
这时考证的方法就起到了重要作用。我们还是要学习一点考证方法，以免随意为之。
[ 五] 实施辩证思维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历史事实，对历史事实慎重辨析，仔细
考量，再上升到关于该问题的理论。然后，再用此理论去检验有关的历史事实，看其是否合乎历史
实际。这样多次反复，实施真正的辩证思维，就可能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。
